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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同事说，这两天地铁已经不强制戴口罩了。

今天限行。早上我打算尝试不戴口罩坐地铁。出门前还是犹豫了一下，出于谨慎，还是在兜里装了个皱巴巴的旧口罩。于是我脸上空无一物，一边往地铁口走，一边想：如果因为我没有戴口罩被地铁里的保安拦下来，我应该怎么应对。等走到了地铁里，我尽量保持面无表情，避免和任何一位保安对视，顺利且快速地通过了安检和闸机。过了闸机之后，我甚至还有些失望，保安为什么没有拦住我，像之前那样冲我呵斥：把口罩戴上！

我看着地铁人流中每一个人，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各式各样的造型的口罩，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戴。或许是从众心态作祟还是什么原因，我的心里甚至还有一丝不自在和尴尬。而且说实话，车厢里的空气和味道其实并不好。30分钟的车程里，只有少数一两个乘客盯着我看了几眼，倒也没后续。我甚至在想，这时候如果有人跳出来质问我，我应该怎么做。最终，一直到我出了地铁，也什么都没发生。

回想过去的三年多，恍然如一场怪梦。

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武汉疫情刚刚开始的阶段，因为在家隔离了将近两个月，因为无法忍受头发太长，我试图对着镜子用儿童电动理发器自行解决，结果顺理成章地喜提了光头的可笑画面。在腾讯视频会议的公司全体会议里，大家都打开了摄像头，我却偏偏没有，因为光头真的很丑。

那些无休止的核酸检测、社区封控，还有不断变换花样的各种出入证，以及滥用职权的社区人员、打电话威胁我的警官、还有形形色色的保安，以及藏在防护服后面的各种人（他们甚至有一个可笑的代号叫「大白」），至今还充斥在我的记忆里。还有我们跟随风向抢购物资，囤积水和蔬菜、布洛芬、抗原检测试剂，一直到奥司他韦。

2022年11月24日，中国全面放开疫情管控的前一周，我沿着北京三环步行，看着三环的过街天桥上挂着一个个写着大字的红色横幅，以及大量在天桥上站着望风的「人民群众」。之后路过了一个贴满告示的核酸检测亭，上面贴满了各种不同规格和字体样式的告示，还有那仓促而奇怪的造型，在那天重度雾霾的天气中，显得特别荒谬。于是我掏出手机，拍下了一张照片，并在人群的队伍里做了最后一次核酸检测。

2022年12月5日，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，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，在家躺了十天才转阴。那几天确实很难熬，我遭受了严重的腰痛和骨痛，没什么食欲，体重也大幅下降，但我知道我肯定会好起来，就一定能坚持下来。恢复之后，我开始给不在北京的朋友们邮寄布洛芬和抗原试剂，帮助他们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疫情。连我手里仅有的两瓶阿兹夫定，都变得像香饽饽一样珍贵。

三年过去了，我没有接种一针国产灭活新冠疫苗。同时，也因为我有一些浅显的互联网技术，尽可能通过技术手段不使用各种健康码防疫码，尽可能地不去进行核酸检测。这些都是我用自己最微弱，也是唯一可行的方式，去表达自己对抗国家机器的态度。

在充斥着奇怪的拼音缩写和和谐声音的国内互联网环境中，还有我自己默默保存下来的那些数字记忆。当我打开收藏夹再次翻看纪录片《The Voice of April》，看到评论区最新的一条回复：“时隔一年，再看一次，依然忍不住眼泪”。

不知道那些失去了特殊权力的人内心是否会变的黯淡，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人，还要多久才能摘下口罩。